簡介： 　　在世界電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稱為紀錄電影的先驅，與美國的羅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和蘇聯的吉加·維爾托夫并稱為四大紀錄電影之父，與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創作生涯最長，在長達6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拍攝了60余部影片，一部尋找失落青春的詩意紀錄《塞納河》曾使他獲得1957年的戛納金棕櫚大獎。 　　中國的抗戰不僅掀起了中國電影人的創作熱情，也吸引了國外電影大師的鏡頭。上世紀30年代末，多位國外記錄片導演來華攝制影片，他們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國拍攝的《四萬萬人民》不僅是他電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與中國維持50年的情誼的開端。從抗戰開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鏡頭紀錄下了不同的中國。 　　外國人來華拍紀錄片的歷史，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電影誕生的那幾年。1896年，盧米艾爾兄弟派出了數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攝影師就曾來華拍片。此后，美國人、意大利人、蘇聯人、瑞典人都曾經把鏡頭對準過中國，但多是風光片及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紀錄，直到戰爭的悄然到來。1935年，在燕京大學任教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用一臺十六毫米手搖攝影機拍下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場面，今天已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來了，這個“飛翔的荷蘭人”飛到了中國，與他同行的還有我最崇拜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在1936年，兩個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內戰爆發之際，把攝影機和照相機的鏡頭對準了這片燃燒的土地，伊文思拍攝了廣受贊譽的紀錄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攝《共和軍之死》的照片一舉成名。 “紀錄”擁有了出生入死的剛毅血性。從此，“什么地方燃燒，就去什么地方拍攝”被奉為攝影師的職責。西班牙內戰是西方前線，而中國戰場則被稱為是反法西斯斗爭的東方前線，從西方前線遠涉到東方前線，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國拍攝的珍貴圖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達中國不久，二人便拍攝了“臺兒莊戰役”，那是值得慶賀的第一場正面擊潰日軍的勝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線拍攝，最終未能拍到決戰的場面，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沒人敢為他們的生命承擔風險，但他們還是抓住機會在臺兒莊附近的小樹林中拍攝了這場戰斗。伊文思回憶說：“我不是一個作家，我通過畫面能夠更好地表達自己，我一定要表達死亡對我意味著什么，不僅僅是拍幾個尸體，而是拍攝整個一段，死亡牽連到的往往是許多人。我觸到了中國，中國也觸到了我，我拍了戰爭，拍了一個在戰爭中瓦解，又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我看到了勇敢！” 　　紀錄這場戰爭的《四萬萬人民》成為了關于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寫照，并且起到了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這些影像成為后來中國抗戰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攝的遭日軍空襲后的劫難場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遠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夠好，因為你離得不夠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戰場觸雷身亡，如一個不參與殺戮的斗牛士般身著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裝束轟然倒下，而伊文思繼續潛行在戰火中。 　　伊文思的冒險不是賭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輕生，而是為激情所貫注，為信仰所戰斗的勇氣。在中國抗日戰場上，在越南抗美的叢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擊中，甚至在70歲高齡，依然在戰火中拍攝。這個“飛翔的荷蘭人”被祖國放逐，卻四次來中國，他稱中國是收養他的“第二故鄉”，他愛這里的人民。 　　紅色電影的開端——延安電影團 　　伊文思在臨走之前，秘密地把一臺埃摩攝影機交給了一位左翼影人吳印咸，這位吳印咸后來被稱為共和國攝影藝術的拓荒者。1938年秋，吳印咸和袁牧之兩人帶著這臺攝影機和從香港購得的全套電影器材到達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團”。 　　最初電影團只有6個人，有電影工作經驗的僅有3個。1938年10月1日，電影團開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記錄片《延安與八路軍》。1940年袁牧之將完成的影片底片帶到蘇聯，沒想到正好蘇德戰爭爆發，沒能在蘇聯印出拷貝送回國內放映。進入40年代后，電影團拍攝了多部新聞短片，在根據地露天放映。